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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在座谈会发言的基础上撰写了《现实不容许歪曲》一文(注：刊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批驳了王实味的一些论点，用事实说明“真正的所谓‘等级制度’并没有在延安存在”：
　　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不过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而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谓“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过两小碗菜(一晕一素)，一碗汤；最坏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和大锅菜。共产党的最高“首长”们吃的，还不如大后方机关里一个小公务人员的来得讲究呢!我想王实味已经在延安好几年了，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形，只是他的立场使他失去公正的态度了。
　　…………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包(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还经常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极偶然的现象，而王实味却用来当作挑拨青年学生的最好的资料了。
　　艾青还针对王实味所说的艺术家似乎比政治家“纯洁”之类的说法，指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艺术家不是从上帝那里乘了降落伞到地上的，而是同每个成员一样，从母胎里分娩出来的。艺术家没有必要装得象牧师那样，以为自己的灵魂就象水晶做的那么透明。而在这神圣的革命时代，艺术家必须追随在伟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今天，艺术家必须从属于政治。(只有那些政治上是反动的时代，有良心的艺术家才应该和政治家对立。)”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的文章，从文艺理论上分析、批驳了王实味的观点。周扬认为：王实味的思想，就是在文学“这个领域上的托洛斯基主义”，“他的文学见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样”，他也是集中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抑应写黑暗这三个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提出挑战的周扬指出：“王实味说政治家是‘战略策略家’，他们‘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他实际上已经把马列主义的政治家降低到列宁、斯大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上的庸人的地位了。”周场把王实味的观点和列宁、托洛斯基以及第三种人苏汶的观点作了正反两面的比较，认为王实味“不只是要保护艺术不受政治的干涉，而且要诱致艺术反过来去指导政治”，因为“他说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反对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艺术家则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照他的意思，艺术家‘指示’，政治家照了实行”，这岂不是要政治家服从于艺术家吗?周扬还把王实味的观点和梁实秋的“人性论”作了比较，认为王实味“所讲的人性，他所常挂在嘴上的什么爱呀热呀那一套东西，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资产阶级历来用以骗人的捕风捉影的抽象观念，借以搅混我们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们的圈套。”至于王实味鼓吹艺术家写黑暗“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这方面，周扬认为，“我们和王实味也是相反的”，“问题的中心并不在应写何种题材，以及《写光明与写黑暗》两者之中何者应多写，而在作者对现实所取的根本态度”。周扬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等角度，正确说明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认为王实味所谓“大胆地但适当地”暴露黑暗，是出于他托派的策略。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周扬总结说：“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斯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这就是当时所指明的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本质。
　　对王实味的批判，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的较大规模的斗争。由于没有经验以及抗战时期的复杂情况等种种主客观原因，批判中出现过某些简单化、说理不够充分的缺点，也曾采取过某些未必适当的组织措施，它们对后来文艺战线上一些斗争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通过这场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澄清了不少糊涂观念，端正了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深刻理解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清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某些影响，这对于教育王实味和促进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王实味和促进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王实味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会见记者时，曾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